疾控：成功实现三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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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一群最可爱的人——疾控人，更让“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管理新思路得以鲜明确立。从最初的艰难起步，到各自为政的自发式建设，再到全国一盘棋式的集中建设和应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化伴随疾控事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并且深刻影响着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效率和管理决策模式。

7月14日，江西省卫生厅疾控处向全省发文，征集建国60周年疾控工作成就素材。他们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疾控人与新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疾控角色日益突出的自豪感。

到2009年，湖北省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也不过6年，追溯到它成立之时的2003年，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那场凶悍的“非典”疫情。6年来，宜昌市疾控中心深感疾控机构地位日益提升。他们坚信，医改进程的深入以及“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的推出，标志着疾控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而提升自身能力，不断开拓创新，更是疾控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我骄傲，我自豪，因为我是一名疾控人！”一位疾控人在论坛上发帖，喊出发自心底的声音。这篇充满演讲色彩的帖子，代表了很多疾控人的心声：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传染病的重重考验，我们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人民；把思念留给自己，把团圆留给人民。“其实，我们也是一群平凡的人。在面对种种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也曾无奈过；在付出的汗水得不到应有回报的时候，我们也曾失落过；在预防为主成为一纸空谈的时候，我们也曾痛心过。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的神圣职责，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信仰和疾控精神。在疾控事业快速转型的今天，阵痛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始终坚信，疾控事业的明天会更好！”

2009年是中国推行新医改之年。在4月颁布的新医改方案中，尽管“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这样艰涩的表述，一时还不能被普通老百姓所读懂，不过，随即卫生部宣布的多项具体工作任务，以及接踵而至的甲型H1N1联防联控和青海局部鼠疫控制等，清楚地展现了政府对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的鲜明态度和坚决行动。

甲型H1N1流感病毒仍在传播蔓延中，世界人口的高流动性让中国也未能幸免。好在，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中国各地及早采取了主动联合防控措施，从病例的处置、疫情的监控到疫苗的研发等一系列工作，各个环节开展得有条不紊。在全球防控甲型H1N1的努力中，中国的成效之出色，有目共睹。在这背后，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全国范围的疫情直报网络全天候值守，快速采集着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染病例、公共卫生疫情信息，并做出科学分析和应对之举。

我国政府决心加大公共卫生投入，不仅标志着国力的兴盛，更凸显着以人为本的民生情怀。在从以治疗为主转向以预防为主的新卫生政策导向下，我国疾病预防控制领域的信息化也面临一场大考。“对于公共卫生事业而言，疾病预防控制占了相当大的部分，疾病预防控制信息化是公共卫生信息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一直引领着公共卫生的信息化建设。”上世纪60年代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卫生统计专业的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信息中心主任金水高教授说，“如果把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作为信息化的标志，那么就可以认为疾控领域的信息化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的，到现在也不足30年。这期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有其不足，但一直都在朝着建立一个更完善的疾控信息系统而努力。”

起步阶段

起步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在当时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预科院，CDC的前身）建立了法定传染病电子报告信息系统。“上世纪80年代，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对于疾病预防控制也缺乏足够重视，在这一领域的信息化投入并不高，不过，疾控人还是用有限的资金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传染病报告信息系统。”金教授表示，“在推动疾控信息化方面，当时担任中国预科院信息中心主任的王公昊教授功不可没，是他提出将我国传统的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从手工方式转换成电子报告方式，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疾病电子报告系统。”

中国的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疾病防控体系，其对于法定传染病的防控采用的是逐级报告的方式。也就是说，首先医院要对诊断、发现的每个法定传染病个案填写传染病报告卡，通过邮局邮寄到属地的县级卫生防疫站，县级防疫站进行月汇总后邮寄到地市级防疫站，再由地市级防疫站汇总上报到省，最后由省防疫站报送中央有关部门。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非常长、信息滞后、效率低，作用也因此受到了极大限制。但限于当时的认识和国情，这一纯手工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一直沿用了将近30年。

上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王公昊教授就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信息中心主任后，凭借其敏锐的思路以及在中科院计算所20多年的工作积累，抓住了当时国际上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推动各行各业信息化的机遇，组织领导信息中心规划和建设了传染病电子报告信息系统。这个系统，通过应用网络技术，从省向中央报告开始，彻底抛弃了手工汇总、邮局寄送的方式，通过中国公用数据网实现了传染病数据的传输、报告和汇总分析。这是我国疾病信息报告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许这个系统显得非常幼稚，但鉴于当时我国的网络技术水平及传输效率，其无疑是疾控信息化的第一座里程碑，是疾控行业借助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始进行信息化探索的重要标志。金水高教授还清楚地记得，“不像现在，只要网络允许就可以同时传送数据给多个单位，那时，最初甚至采用过点对点的传输方式。就像打电话一样，每到需要下级传送数据的时候，信息中心先要事先发通知，严格约定每个单位的数据传送时间，然后一个省、一个省地进行数据传输。而且，在传送数据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当时的网络建设水平还不高，经常会碰上网络信号不好或是中断的情况，就得重头开始，效率非常低。工作人员经常是选择晚上网络不忙的时候传送，非常辛苦。”

疾控行业的信息化起步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早期建立的疾控报告系统尽管非常简单和稚嫩，但它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疾控人对行业信息化的意识由此萌发，再也未曾停止过探索。

“春秋战国”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力明显增强，人均医疗卫生支出逐步上升。与此同时，信息化氛围日益浓厚。到了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启动了以“金关”、“金卡”和“金税”为代表的重大信息化应用工程(三金工程)，提出了符合国情的信息化总体发展思路。国家信息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出台的很多相关政策，推动了全国各行业的信息化进程。疾病预防控制的信息化建设借助国家信息化的东风得到了飞速发展，金教授用“春秋战国”来形容在此期间的疾控信息化情势。

“当时，地方建设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尤其是全国各地针对疫情控制的信息系统得到了极其迅猛的发展，我们将其戏称为‘春秋战国’。因为其特点一是各地各自为战，自行建立起了各类不同的数据采集报告系统，如儿童免疫接种系统等；二是各部门根据本部门业务需求建立了各类单病报告系统，如结核病、艾滋病报告系统等。” 金水高介绍说:“相比之下，在国家一级基于统一平台的系统建设由于经费问题一直没有开展起来。”

在这一时期建设的信息系统，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呈现出了“孤岛式”、“烟囱式”的发展格局，系统之间缺乏交流，也难以进行有效的数据交换。但是，众多信息系统的建立与运行为公共卫生系统的信息化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也出现了一批有志于公共卫生信息化事业的IT企业，这些都为疾控信息化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技术储备。

“尤其是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在那样紧急和困难的情况下，这些IT企业及时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商家和客户的关系，还是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感情、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为同一个目标奋斗的同志。”回首共同走过的艰难岁月，金教授不无感慨，“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成为了推进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的中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公共卫生信息化真正融入到了国家信息化，成为了国家信息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阶段的发展对于后来疾控信息化的大飞跃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时候的信息系统还是局限在用计算机代替繁重手工劳动的信息化模式，尤其是局限在数据收集阶段，还没有借助信息化对业务流程进行再造。”金教授认为，“这样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信息滞后，比如在法定传染病电子报告系统基础上改造建设的国家疾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对于法定传染病的报告，仍然采取以县为基础、按月汇总、逐级报告的方式，这就存在不能及时为决策提供依据等弊病，在2003年非典发生之后的初期，这一问题就暴露无遗。”

全盘推进

2003年年初，“非典”在全国多个地区集中爆发，从广东一直蔓延到北京，严重威胁到首都的安全。然而，非典数据却不能被及时、完整、准确地报送中央，疾控形势异常严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国家疾控中心(CDC)视察，时任CDC信息中心主任的金水高教授很自信地向副总理汇报了2002年刚投入使用的国家疾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当提到传染病报告速度比以前快多了的时候，吴仪副总理马上要求查看一下广东省非典病例的报告情况，但系统的查询结果却是没有病例报告，她立刻又问到了北京的非典报告情况，结果仍是没有查到。

“针对这样的问题，吴仪副总理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CDC建立了报告网络，但是所有报告都缺乏个案，没有实时报告、信息迟缓，这对于决策已经没有意义了。”金水高教授说，“吴仪副总理一来就摸清楚了我们原来的报告系统存在的致命弱点—层层报告，信息时效性差，而且在逐级传递过程中信息严重损失。”

可以说，“非典”的爆发直接推进了国家疾控中心信息中心主导的全国网络疫情直报系统的建设。2003年“非典”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决策。当年7月，吴仪副总理在全国卫生工作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利用现代通信手段，在2003年年底在全国建立起统一、高效、快速、准确、纵横贯通的疫情报告系统，并实现与当地医疗机构的联网。这是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网络直报的思想。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以及吴仪副总理的具体要求，对于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同志是一个巨大的鞭策。

2003年8月，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了系统建设的需求分析及相关建设工作，首先认真分析了疾病预防控制对于信息报告时效的要求及当时的报告系统存在的问题。当年12月就基本完成了系统建设，次年1月系统正式投入使用。短短数月，国家疾控中心就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网络疫情直报系统，这是全国第一个“个案、在线、实时”的疾病报告信息系统，是公共卫生信息化的又一座里程碑。

金水高教授认为，这个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实现了传染病疫情报告的流程再造。系统建设一改以往仅局限于数据收集的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对于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发现与早期预警，这就必须彻底改变以往法定传染病以县为单位按月汇总、逐级报告的模式，各个地方必须直接将传染病个案通过网络在发现的第一时间直接传输报告到中央。这一流程再造使得从地方到中央，各级主管部门都能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掌握疫情发生的具体情况。同时，为了实现早期发现的目的，系统设计了一个症状监测报告系统，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对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使得我国及时发现了人感染禽流感的疫情。

系统的第二大特点是顶层设计和信息的标准化。顶层设计是指不再是建设一个个孤立的系统，而是从顶层设计一个平台，将不同应用系统整合在一起，系统之间可以实现数据交换。此外，针对以往疾控系统信息各自为战带来信息标准不统一而难以整合、交换及汇总等诸多问题，在系统设计时，除充分利用已有的信息标准外，还进行了相关的标准研究和开发。金水高教授指出，事实上，早在“非典”爆发之前的2002年10月，卫生部就在全国卫生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推动制定和应用卫生信息化标准的任务。“非典”的爆发无疑加速了卫生信息标准化的进程。

目前，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31个省、300多个地市、2000多个县的3000多家疾控中心及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都实现了与该网络的直接联通，可以从网上直接获取相关疾病数据并进行分析。网络覆盖的全国各级疾病报告点有5万多个，97%县级以上的医院、70%的乡镇级卫生院，都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报告发现病例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直接报告的方式提高了疾病报告的敏感性。自2004年以来，法定传染病的报告数量有了大幅增加，报告时间大大缩短。国家疾控中心平均每天收到的疫情个案将近1.5万，疫情报告从基层到中央的时间从原先的将近一个月缩短为不到一天。

“信息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不断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过去几十年，中国疾控领域的信息化在为掌握疾病发生发展规律，探索建立全面的疾控监测和报告系统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认识、调整方向。有经验，也有教训，走了一些弯路也是难免的。”金水高教授说，“信息化历程带给疾控事业新的发展契机，相信我国疾控领域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日益走向以业务为导向的全新信息化道路。”

疾控信息化分水岭

中国卫生行业信息化起步并不晚，但是动作却相当迟缓。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的束缚和专业的复杂性。

提起疾控信息化，人们无法忘记6年前的非典。当年，可快速传染并致命的“非典型肺炎”肆虐一时，带给了人们极大的恐慌。由于病例的信息采集缺乏及时性，不仅存在疫情信息的漏报瞒报问题，更无法及时全面地为政府在宏观决策提供第一手信息。也就在那时，人们才把目光转移到了之前都不大受关注的疾控领域。人们开始发问，如果信息畅通，能够及时上报病例，显然将能够更有效地遏制这类突发疫情。

金水高教授认为，公共卫生信息化比临床信息化起步还要晚，而且投入相对更为不足。他清楚地记得，他刚刚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信息中心主任时，他的中心全年的工作经费只有不足2万元。长期的投入不足，导致人们首先关注如何生存，因此，非典疫情突然来袭时，整个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在信息收集加工上显得有些措不及防。

1987年，我国首先在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上建立起了“全国疫情报告微机通信网”，在此基础上，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所使用的疫情管理软件不断升级和完善，通信基础设施日益改进，联网范围迅速扩大。最初，只能是中央与省级的“点对点”通信方式，后来，全国31个省市级卫生防疫站和近300个地区级卫生防疫站都利用电信163/169网络传输疫情数据，还有部分县级卫生防疫站也利用电信网络上传疫情数据，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疫情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疫情数据历史分析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尽管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化起步较晚，很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信息管理水平依然较低，但是，全国疾控领域已经从当时相当脆弱的信息系统模式发展到如今比较完善的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模式。这在中国卫生领域信息化进程中绝对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疾控领域的信息化发展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六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启动

2009年，国家启动了六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都是涉及面广、对提高群众健康水平有重要影响的项目，将直接惠及亿万群众及家庭。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是增进居民健康、实现卫生公平的重大举措，是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具体实践，也是当前推进医改工作的重要抓手。

六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一是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项目；二是农村妇女乳腺癌、宫颈癌检查项目；三是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四是实施“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五是在贵州、云南等六省实施消除燃煤型氟中毒危害项目; 六是实施农村改水改厕项目。

日前，中央财政已下达六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这标志着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工作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