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能源管理(EMC)：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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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能源管理：是上世纪70年代在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节能新机制，即由专门的节能服务公司与客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向客户提供能源效率审计、节能改造方案、设备采购、施工、运行维护等一条龙综合服务，同时提供服务所需资金，并从设备运行节省下来的费用中回收投资，获得利润。

　　 合同能源管理在中国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其在国内的发展似乎仅是“看上去很美”。

　　 1997年，财政部与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GEF)共同实施了“世行／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自此，合同能源管理拉开了在中国推广普及的序幕。

　　 然而10多年来，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节能公司并没有获得预期的高速成长，反而大多步履蹒跚，处境被动。

　　 基于双赢基础的合同能源管理，为何在国内迟迟做不大？

　　 这种局面或许是世界银行当初始料不及的。正如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所说，凡是在市场上做不起来的好生意有两种，一种是用户没有意识到，另一种则是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障碍。

　　 眼下的问题显然属于第二种。

　　 “双赢”的背面

　　 在林伯强看来，“能源合同管理绝对是未来的方向，市场前景巨大，这点毫无疑问。但在目前，各地的节能公司规模都太小，各种机制上的问题使人们并不看好这项生意。”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个词便是“风险”。首当其冲的是诚信风险。据悉，节能管理项目的实施“短则一两年，长则十几年”，如果节能客户经营不善，节能公司承担的整改费用很可能难以回收。

　　 还有一种情况是，节能客户一开始对技术并不信任，于是双方谈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由节能公司承担技术风险和资金投入风险。但项目运作一段时间，节能效益逐渐显现后，企业发现签订节能合同所付的成本是买断设备自行进行设备管理的2倍，于是到付款时便又后悔。这样的例子在节能管理行业俯首皆是。发展到后来，在节能效益分享的基础上，行业中又衍生出了多种商业模式。

　　 “事实上，提前买断设备对节能公司来说不一定完全负面，”曾负责投资高益能源的高地资产副总经理毛海峰称，“只有在对彼此都有利的情况下，双方才会执行这个合同。有时，节能客户一次性付清钱款，我们还能拿这笔钱进行后续项目的运作。”

　　 事实上，相对于酒店、写字楼这样的大型物业，小型节能公司的诚信风险显然更大。

　　 “前两天有人和我说，他的节能灯泡能使用10年，模式也可以采用合同能源管理，但却不容易推销。”林伯强称，“如果他的灯泡真能用10年，那么价格确实不贵。可问题是由谁来认证和担保？万一灯泡只能用一两年怎么办？”

　　 在他看来，这种“双赢模式”对节能客户来说并非没有风险，“即使节能单位什么钱都不用掏，把他现有的路灯完全换下，换上节能灯泡，如果不亮了，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如果不行，再换一家还是成本。”如果说诸如酒店等大型物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那么对于既没名气也无资金的小型节能服务公司来说，显然能“随时消失”。

　　 小型节能公司的信誉度，确实是个比较棘手的课题。林伯强认为，政府在对行业的政策扶持上必须考虑担保的问题，可以是政府机构提供担保，也可以是银行、保险公司等。“如果再进一步，政府能在一个工程中投入20%，那么整个项目的诚信度就完全得到了改观。”

　　 而在江源富看来，诚信问题并不只是在节能行业存在——几乎在任何行业，小公司的诚信都会受到质疑，“而作为小型节能公司，就应该在大家的质疑声中成长”。

　　 江源富是北京佩尔优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公司凭着一项“水蓄冷”技术开展合同能源管理，并先后获得中国环境基金和西门子的风险投资。

　　 上海市合同能源管理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谢仲华告诉记者，“诚信体系在短期内确实难以解决，但我们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监控。”据悉，对于在该委员会办公室备案登记的公司，办公室将对其注册资金、主要管理人员、公司业绩、主要客户信息等方面进行一定的跟踪管理，有效地降低这些公司的项目风险。

　　 事实上，相较于纯粹的小型节能公司，更多的能源管理项目由设备生产厂家直接运营。林伯强认为，“真正做节能服务的公司并不是特别多，因为它又要应付设备供应商，还要应付业主，而它自身也没有推销技术的动力。相比之下，设备商为了销售设备，对合同能源管理这块的投入就比较用心。”

　　 上海三基欧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或许是个不错的例子。公司在生产节能灯的同时，也开展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改造的项目包括浦东国际机场、上海富豪东亚酒店等。

　　 “在我们的销售渠道中，有不少小型的节能公司，拿着我们的产品做节能技术改造。一旦灯泡出现问题，则都由我们来承担。”三基欧能市场部经理陈继民称。同时，公司自身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则采取“两年免维护”策略，灯泡在两年内的损耗由公司负责，“这也反映了公司对自身产品品质的自信”。

　　 但毛海峰并不认为设备提供商就一定具有优势。

　　 “从终端上说，高益能源与上游厂商向节能客户提供的价格是相同的，因为设备厂商还有大量的研发投入，它们必然要把价格抬高。与此同时，厂商只能提供单一的产品，而高益能源则能从众多提供商中甄选出最适合客户的产品推荐给它。”

　　 资金困局

　　 另外，融资难也是横亘在这个行业前的一大障碍。

　　 项目运作之初，节能公司需先期提供启动资金、设备及安装调试、维修保养等一揽子服务，后期回收收益。因此，先期的启动资金对企业至关重要。

　　 然而，节能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期，有着潜在风险，又缺乏担保，因而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一位涉足节能领域的VC界人士告诉记者，“节能公司出让的是技术，拥有的只是未来的收费权和现金流，而商业银行看重的，恰恰是土地、厂房等能够作为抵押的资产。这是造成节能企业贷款难的最根本原因。”

　　 此外，如果银行内部没有下达开展节能项目贷款的业务指令，各个分行就不能开展这项业务，因为“节能贷款领域没有相应的制度和规范可以操作，无据可依”。

　　 据了解，目前国内有三家商业银行与世行旗下的IFC（国际金融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为节能企业提供项目贷款。这三家银行分别是北京银行、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

　　 北京银行信贷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一般来说，节能企业的技术门槛并不高，行业内的公司大都不具备经济实力，有些小公司的注册资金甚至只有几百万，因此银行方面往往会比较慎重。”

　　 “我们评估一个项目主要看三方面，首先是节能客户在行业内的地位和经营能力；第二是节能项目的回报率；第三则是这项技术的成熟性。”该人士称，“除此之外，节能公司如果有相关的大型企业为其担保，申请贷款就会相对容易得多。”

　　 据他介绍，北京银行对节能企业放贷的额度按项目而定，节能企业对单个项目的投入一般要超过20%。“我们总行估计已经在这个领域放了两亿多的贷款，将来这个额度还会加大。”

　　 具体说来，在放贷前，IFC会对项目做前期的认证，之后由北京银行进行风险评估，“如果双方都觉得项目没问题，北京银行就会放款。”而一旦出现项目损失，“IFC则会对北京银行进行一定比例的赔付。”

　　 “赔付的具体计算有许多复杂的公式，随着项目的增多或赔付金额的叠加，赔付的比例就会大幅递减。从这点来看，银行仍然会有风险。”

　　 用林伯强的话说，“只要节能行业的风险大，就不会有资金愿意投入，那么这个行业的风险就更大。”他指出，节能领域的机制应该采取市场的机制，但政府仍需扮演重要角色，以解决资金和诚信风险问题。

　　 据了解，在资金难题上，上海挪宝正与几家商业银行进行商谈，并计划年底前完成私募融资。佩尔优则吸引了风险投资，用江源富的话说，“只要VC愿意投，公司的业务和规模做起来，银行就愿意放贷”。高益能源则“背靠”上海高地资产，由大股东提供担保，向银行借款。三基欧能则选择与兴业银行及一些金融租赁公司合作。

　　 但与兴业银行合作后，三基欧能仍有烦恼。据了解，照明系统节能改造项目数量多，金额投入小，但银行审核的流程与大项目一样，由此造成贷款操作成本太高。

　　 “事实上，50万和5000万的贷款项目在操作成本上是差不多的，银行同样需要对企业进行诚信考核、风险评估等，整个流程要经历3个月左右。5000万的项目或许可以接受这种周期，但对我们公司几十万的贷款来说，哪怕一个月都难以接受。”陈继民告诉记者，公司与客户签好合同后，很快就要实施，经不起拖拉。而对银行来说，过高的操作成本也使它们对小额贷款提不起兴趣。“目前，还是金融租赁公司在这个领域较多涉足。”

　　 重重问题下，合同能源管理在中国仍处于萌芽阶段，各地的小公司相当分散，“各自为政”，还未出现一家占领足够市场份额的公司。相比之下，整个美国只有几十家节能公司。依此看，国内节能业在未来的规范过程中或许会经历一番洗牌。

　　 回到眼下，合同能源管理“在酒店和机场领域做得不错”，但在更大的能耗领域仍不尽如人意。林伯强告诉记者，“酒店与机场虽能节能不少，但相对于整个能源总量来说还是很小一部分。产生最大能耗的是工业，但工业企业很难做合同管理，它往往已经具备了自行改造设备，进行节能管理的能力。”相比之下，酒店对这一节能技术领域不专业，“你去和他讲专业的东西，他要是肯相信你，这件事就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