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数字校园建设的文化冲突、整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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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信息文化：数字校园建设的文化内涵

　　“教育文化发生于教育的原点，与教育活动共始终”[4]，教育文化建设是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人类一切教育活动之中。数字校园建设过程必然是教育文化的子集——学校教育文化建设过程，数字校园建设是实现学校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是走向学校教育文化之“道”的“路”。

　　数字校园建设是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建设内容，其建设目的具有一致性。虽然教育信息化在我国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建设，但是并不能说明人们对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目的有深刻的认识，仍有很多人以“电化教育”的“工具观”为基础讨论教育信息化的目的，没有提高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5]的高度，错误地认识教育信息化的目的。基于“革命性影响”的高度可以发现，数字校园建设的目标并不是仅仅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工作，而是对学校组织各种理念、各项活动流程的重构，其核心基础是“信息文化”(Information Culture)建设。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环境建设”、“工具建设”等，需要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进行思考。

　　作为数字校园建设文化基础的信息文化是指“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基础，以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为支柱，以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分配、传播、交流、使用为人们普遍的活动内容，通过社会信息化过程引起人类生存方式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信息时代的文化形态”[6]，是信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样式。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信息文化：“作为物质形态的信息文化、作为社会规范的信息文化、作为行为方式的信息文化和作为精神观念的信息文化”[7]。信息文化具有数字化、多元化、个性化、快捷化等状态特征和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平等性等性向特征。信息文化以信息技术为技术载体，利用信息及信息技术“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和重组信息，可以广泛地交流和传播信息，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8]，使得“世界是平的”[9]。在教育活动中，学校教育的信息文化是一种有别于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传统学校文化。

　　学校教育文化是教育文化的一个分支，学校是学校教育文化的主体组织，学校教育文化的再生是学校教育文化建设的结果，学校改革是学校教育文化建设的重要过程。在数字校园建设中，忽视学校原有教育文化及数字文化之间的差异，忽视学校原有教育文化及数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必然对数字校园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强化数字校园建设中的学校教育文化建设，整合、创生新型学校教育文化是数字校园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　文化冲突：数字校园建设受阻的文化解释

　　虽然各级政府在加大数字校园的建设力度，加快数字校园建设步伐，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对数字校园建设存在错误的认识及抵触情绪。究其根源，这种现象表面上是人们对数字校园建设认识观念上的差异，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下学校教育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

　　在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有四种比较明显的抵触现象。首先是人们对信息化设施、资源使用的抵触。虽然信息化设施、资源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但仍有一些研究者、教师以健康、游戏成瘾等问题来抵触信息化设施、资源的应用，处于“技术悲观主义”状态。其次是人们对信息技术构建的开放教育环境的抵触。利用信息技术，人们可以构建在任何时间、地点、内容、方式进行学习的环境，这种学习环境已经在高等教育领域使用并产生很好的效果，但仍有较多的教师不能突破自我认识，过度强调封闭办学的价值和优势。然后是对新型教学程序与方法的抵触。虽然信息技术已经可以有效支持优质教学活动的开展，但是仍有很多教师把信息技术作为演示的工作，作为增大教学信息容量的工作，忽视了信息技术其他的作用，不重视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理念与新方法，更多的教师将交互式电子白板当作投影用，将投影与黑板比较，并认为交互式电子白板等可以不用。最后是对信息技术的作用“限定在辅助、支持、保障、提升的层面”[10]，而不是“引领”层面。这种观点是用“旧”的“工具观”看待信息技术，忽视了“教育信息化是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国家提升教育水平的战略选择”[11]的根源，忽视了“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12]。

　　关于上述抵触现象，可以从两个层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第一个是现象的表面层次的原因。表面层次上看，上述现象与数字校园的建设方式、建设内容有关。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基础教育的数字校园建设多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而“条块化”管理体制导致政府各个机构的变革要求“混杂”，数字校园与其他改革之间存在一定的含混和冲突。因此“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给学校组织及其成员对“数字校园”建设的抵触留下了可能性。同时，虽然研究者和政府都清楚数字校园建设的必要性及复杂性，但是政府的行为更多的是资源保障和价值引导，因此政府提供的建设往往是设备、资源，其他内容建设留给了学校，这也为学校组织及其成员对“数字校园”建设的抵触留下了可能性。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政府为学校配备信息设备、信息化教学资源，要求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在改革作为一种社会趋势的背景下，一些学校以各种理由抗拒改革，享受“沉没成本”①带来的收益。基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从表面层次上看，数字校园建设的抵触现象是由建设主体与推动主体之间的矛盾导致的。

　　第二个是现象的本质层次的原因。从表面层次上可以看出，数字校园建设的抵触现象是学校组织对外来变革力量的抵触;从本质层次上看，数字校园建设的抵触现象根源于学校组织及其成员对变革的抵触，这才是根本原因。学校组织及其成员抵触由信息技术支撑的数字校园建设，根源于当前的学校教育文化，意即只有研究学校组织及其成员的客观精神的根源和文化的条件作用，才能完全理解学校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在数字校园建设中，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以工业社会文化为基础，以封闭性、传播性、差异性、集体化等为特征的学校组织文化与以开放性、交互性、平等性、个性化等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学校组织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可以发现，抵触数字校园建设的组织及群体多数是抵触学校组织改革的组织和群体，这些组织和群体的行为根源是由其传统的学校教育文化决定的。

　　由于数字校园建设方式及表现形式的显著特征，诸多人忽视了数字校园建设的文化内涵，将数字校园建设与学校教育文化建设相脱离，从而形成了数字校园建设的“异化”、“异步”，要求教师及管理者提出“应对之策”，这些“应对之策”多是以对教师及管理者的改变为基本要求。

　　三　文化整合：数字校园建设的文化要求

　　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描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记录了人类生存的历史过程。因此，区域的、群体的文化很少是间断的，而是连续的、继承的，在连续、继承中整合新的元素，实现持续性的发展。在数字校园建设中，以信息技术为工具的信息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迫力推动学校教育文化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原有的学校教育文化与信息文化的整合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学校教育文化整合是学校组织内部对外来不同文化或文化因素进行的整理和结合，其结果是成为一种新的学校教育文化主张和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