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监管套利动机、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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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I》公布以来，监管套利成为资产证券化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释放资本，规避资本金要求，同时也加大了银行风险。文章研究了资产证券化资本套利的动因、方式与影响，并试图提出监管当局限制资本套利，加强银行风险监管的对策。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监管套利；激励兼容；信息披露；监管资本套利

　　过去三十多年金融创新发展历程表明，逃避监管是金融创新最主要的动因之一，而资产证券化自《巴塞尔资本协议I》颁布以来，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重要技术和方法。新资本协议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主要针对的，也是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资本监管成为证券化监管的核心。

　　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是指商业银行在风险资产面对的监管资本要求及其成本与该资产的实际风险（经济资本）要求及其成本不一致时，力求降低监管资本数量及其成本的行为。在巴塞尔协议中，即使计量监管资本需要量的资产风险权数划分再细，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反映银行资产的实际风险。于是，便导致某些资产之间监管资本要求相同而实际风险不同的情况。当银行被要求维持超过他们自身意愿水平的股权缓冲储备时，即当监管资本大于银行自己所评估的资本要求（经济资本）时，银行便将为达到监管资本所付出的成本看作是一种“监管税收”（Donahooa和Shaffer，1991），因此，银行就会通过对资产组合先进流量、信用关系和风险进行重新组合和配制，在满足监管资本要求的前提下降低资本持有量及其成本。

　　一、资本套利动因

　　在银行监管资本要求计算方法既定的情况下，监管资本套利的动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通过资产管理提高潜在资本收益率

　　如上所述，当某几类资产监管资本要求相同，而实际风险不同的情况下，在相同资本权重的资产中尽量减少低风险、低收益的资产，而增加高风险、高收益资产，可实现以低资本要求量支撑高收益的资产业务，提高资本收益率。譬如说，在标准法中，BBB级和BBB-级资产同样面对100%的风险权重，这样减少BBB级资产而增加BBB-级资产，将组合转向较低质量的资产，资产组合的风险提高了，收益提高了，但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和监管资本要求却没有变化。这种做法是传统的资本套利方式，称为“采摘樱桃”（Cherry-Picking）。

　　（二）进行业务规模扩充

　　当监管资本套利使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挪出，降低了监管资本要求，资本便被释放出来以进行信贷业务规模的扩张，只要银行能顺利将信贷资产继续证券化，理论上便可使信贷规模无限扩大。特别是当经济处在繁荣周期时，市场贷款需求不断扩张，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便可一边扩张信贷规模一边通过证券化释放资本，通过资产价差赚取利润及收取各种费用牟取利益。

　　（三）满足监管资本需求

　　通过资产证券化调整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组合，将风险权重大的的资产转换为权重小的资本，或将较高权重的风险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使风险加权资产额降低，资本充足率提高，满足监管资本需求。

　　二、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方法

　　（一）传统型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传统资产证券化中，银行进行风险转移的条件是“真实出售”资产，实现“破产隔离”，但实际上，银行往往在进行证券化时采用优先/次级结构安排，实际上保留了一定的风险，证券化资产的隐性支持（implicit support）将会影响“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效果的信用增强措施，因而实际上保留了部分证券化资产池的风险，并产生相应的监管资本要求。当这一资本要求小于原证券化资产的监管资本要求时，就可以用证券化方式进行监管资本套利。

　　（二）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

　　在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结构中，原资产池中的资产并没有移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只是证券化结构中的“参考信贷资产”（王秀芳，2006）。SPV通过购买高信用证券和信用衍生合约（如CDS），构成了风险收益与资产池相同的资产组合，产生现金流来支持证券的支付。银行通过衍生工具的信用风险缓释技术降低了资产池风险与监管资本要求，释放了部分法定资本，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在合成资产证券化中，只需要通过签定信用衍生合约就可释放资本金，手续简便，交易成本低，监管套利效率更高。

　　三、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

　　（一）增加了银行系统性风险

　　银行通过监管资本套利的主要方式是在监管资本比例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高质量资产证券化，保留高风险资产，以在监管资本比例一定的条件下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因此，证券化的结果使银行普遍降低了资产负债表保留的未证券化资产的平均信用质量，导致通过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进行风险监管的效率降低，而资本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扭曲，当银行实际风险水平被掩盖，表面资本比例提高，银行财务状况恶化会被掩盖，延缓银行调整的速度，出现问题时将使整个银行系统混乱，产生系统性风险。

　　（二）使资本监管的有效性降低

　　银行通过证券化等金融创新调整资产组合比例，在遵守资本充足率8%国际标准的情况下追求高收益，银行风险并没有因为监管而降低，违背了资本监管的初衷，使资本监管标准的监管效率降低。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使风险资产没有反映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之中，风险难以度量和管理，监管者无法判断银行是否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健”水平。即使实行了新资本协议，如无法对资产证券化及其创新工具和其他衍生品的风险进行准确度量，资本监管的效率也难以提高，监管纪律被削弱。新协议提高了证券化风险暴露资本配制的敏感度，强调风险计量的精确性、敏感性和标准化，突出内部评级法的核心地位，还规定了监管当局对证券化操作的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要求，有一定改善作用。

　　（三）造成银行业竞争环境恶化，大银行垄断

　　由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池资产规模要求巨大，大银行在证券化业务方面占明显优势，由于规模效应，大银行可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证券化产品，交易成本也较低；而投资者，显然也倾向于投资大银行的资产证券化品种。结果导致大银行能更有效率地进行资本监管套利，而小银行则处于竞争的劣势。新资本协议采用激励相容监管的方式，同时允许银行使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但不同风险计量方法之间总还留有套利空间，大银行在风险计量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大大优于小银行，也将导致竞争环境的恶化。

　　四、对资产证券化监管套利的监管对策

　　监管套利使商业银行在满足监管条件的情况下提高了资产组合的风险，违背了监管的初衷。从有效市场角度看，套利机会的存在是源于不同定价方式或不同市场之间非均衡状态下的价格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当银行发现监管资本与自身经济资本出现差异时，利用监管漏洞、借助衍生工具达到在满足监管资本要求下提高风险和资本收益率的目的。因此，如需追求更完善的监管，则应尽量使银行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一致。根据当前国际监管的状况，在进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计算所需监管资本时，监管当局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清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风险转移的确认

　　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但风险是否真正转出，不能只看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隔离”，而应看其在经济本质上是否真正实现了完全的风险转移。监管当局应关注银行是否为其资产出售提供了隐形支持，如仍有留存风险，应做适当扣减或进行风险计量，计提监管资本。

　　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隔离，侧重于资产证券化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监管过程中，为实现监管目标，稳定金融体系，监管者应更注重的是银行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留存风险。

　　（二）注重对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方法和过程的监督检查

　　在关注隐性支持，准确计量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监管资本的情况下，监管当局还需注重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监管机构应定期检测银行的风险计量模型的准确度，以及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期是否达到要求，在计算过程中是否根据证券化交易的经济实质进行风险计量，隐性支持等对证券化风险的影响是否被准确评估等。

　　（三）促进外部及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

　　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发行者”付费评级的机制存在难于调解的内在矛盾，监管者应参与重构评级体系，提高评级质量，建立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此外，还需改变投资者对外部评级过分依赖的状态，促使银行发展内部评级系统，提高银行自身风险管理的能力。

　　（四）建立激励兼容监管机制

　　“激励相容”监管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国际监管体系发展的趋势，它将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发挥两者力量，使商业银行主动改善风险管理，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监管当局如能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银行自主选择内部管理中所运用的风险计量模型计算监管资本需求，监管当局将重点防在数据的真实性及模型的可靠性上，使银行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管有机结合，不仅有效促进银行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平台建设，还使监管效率得到了提高。

　　（五）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要求

　　在银行体系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依靠市场外部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变得日益突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更为重要。次贷危机表明，大型金融机构风险信息的透明度不够，误导了市场参与者的判断，加剧了市场波动。特别是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一类场外交易产品，价格透明性不如场内产品，当市场发生波动时，容易由于流动性缺失而加剧价格的波动，市场监管者应建立资产证券化参与机构的风险暴露信息披露制度，指导市场披露行为。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说过：“监管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监管目标都行之有效外部的监管，永远不可能代替银行自身的谨慎管理以及市场对银行的监督。”监管当局除了加强对银行监管资本要求的管理，尽量减少导致监管套利的漏洞外，促进商业银行自身改善风险管理意识与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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