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我相信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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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

建筑师光为人服务是不够的。建筑师想要真的对社会有所贡献，必须要变成一个文化战士

Q：在很多人看来，普奖就像是一个标杆，让您在世界建筑的舞台上登了新的高度。您的生活是否因此而改变?

王澍：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也不想改变。只要自己不想改变，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稍微有一点烦恼，因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我原来一直保持着特别平静的生活，一种半隐士的生活。

Q：不会因此而多接项目?

王澍：我的工作室叫“业余建筑工作室”。不同于大多数的事务所，我们用研究性、实验性的方式做建筑，建造方式决定了我们要控制建筑的数量和质量。获奖本就是对我们原来工作方式的肯定，我们还会按原来的方式去做，把速度放缓，深度做深。

Q：这样做需要有一颗甘于寂寞的心。

王澍：这个时代太积极了，和它保持点距离没有什么不好。其实我也是入世的，只是我入世的方法和别人不一样，一直是用一种很平静的、看起来仿佛消极的态度去入世。但在碰到问题时，我从来都是直接面对的，用平静却非常坚定的姿态去解决问题。

Q：很多人在研究您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

王澍：普奖的意义在于确定一个优秀的标准，让人们可以研究什么是优秀的建筑。得奖的建筑师也会被研究，了解他是怎样的人，致力于什么。我的得奖对其他有理想，并长期保持真诚态度的建筑师来说，是种鼓励。我的建筑都在国内，建筑活动也在国内，很多年轻建筑师都和我很熟，他们知道我的工作状态，了解我的作品，他们看到我获奖，自然也就相信，只要努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

Q：但有很多建筑师诉苦：受制于“甲方”，理想不得实现。

王澍：我常常对甲方提要求，比如不许强迁、不能干涉我的创作等等，否则我就不接这个项目。我不是获了奖才这样的，而是出道开始就这样，从没变过。很多建筑师说什么迫于生计，我从来不认这个账。这些年来，这种话越说越苍白，因为这些建筑师其实已经赚到很多钱了，可他们还这样说。这不是生存问题，而是舍得不舍得的问题。我们能改变的首先是我们自己。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现实里，当一名职业建筑师，光为人服务是不够的，建筑师想要真的对社会有所贡献，必须要变成一个文化战士，要有战斗的姿态。

我相信思想的力量。这个时代的问题都是新问题，碰到这些问题，思想没有力量是不行的

Q：您长久的坚持给了人们很大的启发。

王澍：我是一个智商不是很高、但是有点智慧感的人。我经常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有点古怪的事。比如在我年轻的那个年代，图书馆里空荡荡的，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在那里埋头看书，那就是我。后来，大家都回到课堂、拼命学习了，我却又背着包，按沈从文《湘行散记》的路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整整走了三个月。

Q：就像你十年临同一本字帖一样。

王澍：不止十年。只要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达到原写者的意境，我就会一直临下去。我临一本唐朝的字帖，我就要让自己进入唐朝的那个状态，要“穿越”。但“穿越”不是一下子就能“穿”的，需要人的精神、思想集聚于一点。这很难，但我觉得，坚持下去“穿越”就有可能发生。

Q：就像您领奖时所说，足够久的坚持是可以做成一些事的。

王澍：这是一定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天分不够，我觉得只是大家的兴趣太多了。如果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锲而不舍地、足够专注地坚持下去，假以时日，你在这个领域里一定就是天才了。把有限的力量变成一束激光，就有穿透力了。

Q：怎样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

王澍：读书能帮助你看清自己，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个时代，人最不容易看清的是自己。

Q：所以你大量地阅读，而且读的都是和建筑无关的书。

王澍：它们和建筑无关，但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书。比如我对农村问题感兴趣，我就读费孝通先生的《乡村调查》，真正地读到书里面去。我是一个读书特别庞杂的人。我对哲学有兴趣，就读了几乎所有中西方的哲学名著，脑子里对整个哲学史有了基本清楚的概念。我对数学思想革命感兴趣，对物理学对这个时代的变更发生的作用感兴趣，对人类学感兴趣，还对社会学在这个时代的思想方法论上的作用感兴趣，我就去读与这些相关的书。当然，我也读了很多艺术方面的书，还读小说、杂记。读大量的书，大量地读。我相信思想的力量，读书是为了锤炼自己的思想。这个时代的问题都是新问题，碰到这些问题，思想没有力量是不行的。

Q：在您花费大量时间阅读的时候，您的同学、同行或许已小有成就。

王澍：我太太和我聊起过这个问题。我对她说，这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道路不同。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在乡间小路上走，一个小小的分叉，会让彼此渐行渐远。有一天，在社会中追逐的人们转头一看，或许会觉得我走的道更有意思些，但那时我早已一骑绝尘。

当然，能否有所成就还有机遇的问题。我特别喜欢少先队员入队时的那句誓言——“时刻准备着”。这个时代机遇很多，关键在于适合你的机遇到来时，你是否准备好了。我做的事情就是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做好自己的准备，这就是我始终能保持相对平静状态的原因。现在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是，成功了，大量的机会向我涌来，不光是容易迷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学识修养是否经得起挥霍。挥霍两三下，你就开始苍白了，无力了，这是不行的。就像打拳一样，这个时候拳头该收起来，你才能打出更有力的第二拳。一直把拳头朝前伸，越打越没力。古人说“厚积薄发”，就是这个道理。

传统被简化为装饰符号强加在现代建筑的表面上，恰恰扼杀了传统真正的意义

Q：普奖评委会主席这样阐述您获奖的理由：“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一个当今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王澍：就我而言，传统一直存在，我对它的坚持也一直都在。从学校毕业后我就跑出了专业的圈子，不仅读的是专业之外的书，我整个人的活动都出离圈子了。因为我意识到，光靠读书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和传统无关的，就无法理解传统。我住在乡村，自然、田野这些东西才会进入我的眼睛，才能真正感知自然，感受四季变化，而不是一个匆匆过客。

Q：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您和工匠在一起，一砖一瓦地学;您还曾在一件作品里，把施工人员、工匠的名字一一列出来。您理解的传统是如此的具体。

王澍：是的，对待传统，必须真的扎进去，关注具体的某一样事情，很深入地去了解，然后才可以谈论传统，否则，关乎传统的讨论永远都是宽泛到虚无，最后变成符号化的、人造的、假的东西。因为我们说的传统，并不是博物馆里头藏了什么好看的东西，而是掌握在工匠手里活的能力和记忆。如果这些工匠没活干了，这些记忆消失了，我们的传统就死了。

还是那句话，我首先改变的是我自己。当我发现我其实对中国传统一无所知时，发现书本上的知识是如此苍白时，我走向工匠，我发现重大的秘密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不光是建筑的秘密都掌握在工匠的手里，读下庄子就会知道，大量的哲学寓言也都是以工匠为背景的，比如庖丁解牛。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传统——技道合一，对哲学的讨论一定是从生活中来的，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哲学思想都是从具体能做的事情中体现出来的，人们可以通过书法、绘画，通过做家具、造房子、修水利工程等等，体味哲学思想。

Q：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传统元素就等同于传统。

王澍：一座现代化的写字楼能否与“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文化精神相结合，这个问题的解答一定不取决于写字楼上是否有仿古屋顶。当传统被简化为装饰符号强加在现代建筑的表面上时，也恰恰是扼杀了传统真正的意义。

Q：谈到传统，就会叹息当下对传统的许多破坏。

王澍：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师》序言中写到，他为中国古建筑的状况潸然泪下。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这个状况的话，可能就直接跳未名湖了。

人们对传统建筑的被破坏痛心疾首，但这其实已经是挽歌了。文化的消失，首先是文化人的消失，文化的基础没有了，然后是把房子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最后一步才是卖房子。房子拆完了，就啥都没有了。这些都是不可逆的。即使有一两幢老建筑被保下来，也是一种凄凉。因为建筑一定要成片，不成片，生活也就不存在了。

Q：听说您工作室的门牌“荷花池头15号”就来自于一座被拆的老房子?

王澍：是的，我关注它许多年，最终，它还是被拆了，我从一片废墟里把门牌捡了回来。“我们只剩下了玫瑰的名字，却失去了玫瑰的意义”。小时候我在北京住过的四合院，也是历史保护建筑，现在也被拆了，我没有家了。西方有句谚语，“到过巴黎的人，从此不再希罕天堂”。巴黎的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跨越千年，为历史保留现场。但是，1900年的北京，曾经比巴黎还美。我做过一个统计，本土建筑在传统文化城市中的比例已经不到10%。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消灭”了过往建筑的90%以上。这还是指历史文化传统城市，其他更不用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