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中国都市建筑呈现好莱坞式奇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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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了建筑的好莱坞 

中国的都市化进程自1970年代末加速，至2013年，中国都市人口占比已达53.73%，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都会区域集居模式。在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国分别崛起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三大都会区，这是中国人口最集中与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

相对于前述都会区域的浮现，大部分乡镇常住人口显著降低，表现为农村空心化。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其最大特点就是直接源自国家政策的结构性转变：这一过程与全世界过去的都市化经验并不完全一样，其中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全球化。

例如，台商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聚集到珠三角的东莞，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美国加州湾区的硅谷——台北新竹——珠三角东莞的越界生产网络。长三角的硅谷——新竹——昆山的越界生产网络，也是基于这一逻辑形成的。如今一些新的因素又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的区域网络，例如高铁的“等时圈”在各都会区域带来的同城效应。

在这一全球化过程中，都会区域浮现时出现的生产社会组织，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力量。决定社会空间的，是生产与社会结构。我一般使用“空间组织”来描述这些跨国生产网络背后看不见的社会网络关系，而不使用传统的“都市”和“乡村”。因为中国传统的城市、乡村关系，并不是现在的跨国网络式的城乡关系。传统的都市与乡村之分，是农业与工业在生产方式上的二元分化，并各自产生出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今日人口快速集中的中国城市，包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在生产方式上是十足的现代资本主义城市。

资本没办法把人口塞回乡村

这些按照十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的城市，在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上也尤为突出。按照资本的逻辑，既然土地如此昂贵，没有足够资本的人们就不应该住在城里占用土地;但同时资本又很清楚，有些劳动力应该留在城里，因为城市里需要这样的劳动力。

不过，资本没办法把人口塞回乡村。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动用行政力量将人口赶回乡村的悲剧。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有几位留法学生根据他们所学的理论，认为这些涌入城市的贫民都不应该留在城市里，于是把人们大量的赶回乡，并由此引发流血冲突。这是柬埔寨最深刻的历史伤痛之一。资本主义城市不会产生这种状况——人们住在城里，你不能把他们赶回乡村——而是会以“市场规律”的形式，产生各种不同的迫迁。

资本家常常说，市中心的地那么贵，怎么能让穷人住呢?甚至连一般的公共住宅的建设，也是不应该建在市中心的。按照市场的逻辑，市中心如此便利的居住条件，一定是豪宅的建设地。这时候就会有不同形式的迫迁，或是运用国家政策，或是利用市场，诱导居民由城市中心迁移到城市外围。你会发现城市突然“胖”了一圈，原本住在城中的人被“市场力量”逼出城，在城市的外围形成了城乡结合部。在社区高级化的过程中，市中心变成了都市资产阶级的上流空间，并引发阶层之间的战争。

我曾经听过上海人用很生动的语言讲述这个过程：“上海这几十年来，市中心都被讲英文的人和讲台语的人占领了，讲上海话的人却住到了城市外围。”其实，我们的城市都在发生这种变化，比如曾经住在二环里的老北京居民被迫迁到连一个派出所都没有的城市外围。“拆”，成为城市中最怵目惊心的字眼，市民失去了他们对城市的权利。

而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出于地产利益与打造都市象征的目的，在缺乏特色的都市中致力于市中心的“再中心化”(例如将老城区打造成新的CBD)，继而营造出大量都市奇观，成就了国际明星建筑师表演的舞台。

如今许多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在其网页上会有中文显示。比如我认识的一位西班牙的建筑师，他的网页上除了有西班牙文、英文，甚至还有中文。一位著名建筑师有妙语：北京是建筑的好莱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假如我是章子怡，我想成为一线的电影明星，就一定要去好莱坞。那么我作为建筑师，也一定要到北京来，才能成为一线建筑师。这句话其实是说给我们有决策权的政府官员听的：你找这个人建了鸟巢，找那个人建了水立方，为什么不找我呢?CCTV大楼，堪称好莱坞中的典型好莱坞作品。我年轻时看到电影里表现北京，都是拍天安门;现在不同了，即使是冯小刚拍的北京，也要出现央视大楼。这就是我说的都市奇观。

另一方面，由于二元户口制度的限制，人口快速集中的新进劳动力与农民工却不被视为市民，他们住在城市里，却无法享受市民的权利。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都市化过程是“没有城市的都市化”，城市也是“没有市民的城市”。

一个资本主义城市要组织起来，需要有各种都市服务系统来提供每天生活所需。这些系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的调节和控制，像住宅、教育、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相关社会服务和文化设施以及美好舒适的都市环境，这些都是每日生活和经济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且不可能完全不透过国家干预进行生产达到。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集体消费，是过去由福利国家担任中介的都市基础建设的基本项目。

充满敌意的都市

假如国家不作为，或是完全依托市场，都市集体消费不足就会使得都市生活素质难以提升。但中国1970年之后的经济学家，只是代表特定阶级在讲话，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要诉诸市场机制。坦白讲，如果都诉诸市场机制，这些赚得不够多的经济学家，都得从城市搬出去。何况目前的中国城市已经在经济、环境、社会三个层面出现了全面危机：

由于政府公共供给不足，都市非正规经济在中国已无处不在。为了应对这些都市非正规经济，今天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产物，城管。这是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特别制度：以都市管理的非政治部门应对都市非正规经济。当城管闹了事，政府就说，他不是公务员，他不代表政府。客观上，城管造成了都市冲突升高。

中国都市的不作为，还表现在对环境的破坏。水、土、空气、食品污染、公共卫生危机与生态危机浮现，雾霾只是环境遭到破坏的一个最象征性的危机而已。

在社会层面，我们在城市中看到空间的隔离与社会的极化。今日的中国城市是分裂的城市，它不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不同阶层在空间上被隔离，社会逐渐极化，城市逐渐沦为充满敌意的城市。这种分裂的城市在慢慢发酵，尤其到了2009年金融海啸之后，中国的国家的经济政策转向扩大基础建设投资和扩大都市化之后的国内市场。那些人口最集中、经济最有活力，因此最有购买力的都会地区，在这一经济政策中，被期待能承担消费内需。然而，除了个体消费之外，与都市特性相关的、能改善城乡移民、农民工生活所必须的集体消费，如住宅、医疗、教育，还尚未跟上，都市中的冲突正在升级。

“城市”这个词的意义已发生了改变，城市成为了以下两种矛盾互动关系的焦点：一是资本积累与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分配之间的矛盾，二是国家控制与市民自主性之间的矛盾。环绕着这些都市议题，出现了意图掌控社区生活和满足集体消费需求的社会运动。在没有城市的都市化和充满冲突的网络都市化过程中，一种新的市民角色，已然历史性地浮现。

香港台湾已经提前引爆了冲突

跨越都市的网络经济正在快速地崛起，目前中国互联网的规模已仅次于美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甚至超过了美国。互联网是一种技术，一种思维，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一种新的文化表现：连接。它代表了一种新社会与经济模型的历史动力，正在深刻地改变空间与社会，改变着中国的城市。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流动与链接，将不可避免地与区域空间中的静止因素产生矛盾。事实上，在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模型下，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之间的对立，在台湾与香港已提前引爆了冲突。

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与香港的占中运动，其最根本的矛盾是全球化年代中，流动的力量跟固定的地方力量之间的矛盾。一个成功的区域政策往往能符合国际与区域的分工，地域性被要求能适应经济分工的区位要求。而如果一个区域政策对抗全球分工，它在经济表现上就会出问题。以台湾为例，若台湾不与中国签署服贸条约，台湾的资本将全部外移，大部分会跑到大陆城市。但反对服贸，却能够在现实的危机中取得巨大的政治和社会支持。对于没有竞争力的大部分人，会非常容易被动员来反服贸。

我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纳入全球经济之后，对其区域空间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越界的生产网络与都市创新的氛围，让全球化的都会区域得以浮现。但这些全球都会区域浮现的历史过程中，其另外一面，是“没有城市的都市化”，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我们会进一步面对都市再中心化、都市奇观的营造以及环境的破坏、空间的隔离、社会极化的呈现。区域不均的发展与都市服务的不足将造成新的都市问题。

目前，最令人头疼的挑战就在于2009年以后才浮现的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空间的再结构过程正在高速奔向一种亟需深入分析的、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城市。在这一世纪初，我们已可窥见这些城市问题的魔鬼容颜：资本变身城市的主体，在贪婪的驱使下，都市中心无序膨胀，房产泡沫就是其最佳体现。都市的治理，将决定国家整体治理的成果，这是21世纪的中国政府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