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闳：诠释中国建筑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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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大师 王大闳

王大闳，广东东莞人，1918年7月6日出生于北京，台湾著名建筑师，台湾现代建筑运动先驱。

早期赴英、美求学，为W.Gropius于哈佛任教时期之学生。1950年移居台湾后，对推动现代建筑发展有重要的启蒙示范贡献。在父亲王宠惠的栽培下，王大闳13岁入瑞士夏德美中学，1936年入英国剑桥大学主修机械，旋即专攻建筑。1941年入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攻读。1952年在台北开设建筑师事务所，22年间完成不少知名建筑物设计，其中就包括台北“国父纪念馆”。2009年获颁“台湾艺术界最高荣誉”。

即使在建筑设计日渐成为“显学”的今天，王大闳这个名字，不仅对于公众来说非常陌生，在专业建筑师中也鲜被提及。事实上，这位贝聿铭研究生时代的同班同学，终其一生都在探索如何将现代建筑理念、营造模式与中国传统建筑精神相结合，从而实现中国建筑的“现代化”。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大闳设计的建筑作品，得以实现的不多，保存至今的更少;而其所做的探索，也常被忽视，后继乏人。正如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所说，近现代中国建筑没有传承，呈现出一种“狗熊掰苞谷”式的跟风追随;“王大闳、冯纪忠等老一代建筑大师辛勤探索的道路，没有人继续再走”。正因如此，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上海馆正举办“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介绍王大闳经典作品，宣扬其建筑理念。

1 接受西方教育的建筑师

祖籍广东东莞的王大闳出身名门，其父王宠惠是知名法学家，中华民国政府首任外交部部长。因母亲早逝，幼年王大闳一直跟随外婆住在苏州。在这座园林城市居住的经验，成为日后王大闳设计理念的重要来源。

10余岁时，王大闳前往欧洲，先后在法国、瑞士求学。1936年，王大闳考入英国剑桥大学，一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工程，次年转入建筑系。日后谈起这一选择时，王大闳说，自己体悟到“建筑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一座桥梁，能形成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外壳。每一幢住宅，每一所教堂，每一座音乐厅或是办公楼，都是实现我们生活中的一种需要和理想。”而他也很快显露出建筑才华，转系第二年即获得剑桥大学建筑学会的学生设计作品竞赛首奖。

剑桥毕业后，王大闳考入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师从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贝聿铭是其同班同学。有趣的是，尽管王大闳极为尊重格罗皮乌斯，格罗皮乌斯亦非常喜爱王大闳，但王大闳的建筑语汇却主要师承另一位由德国前往美国的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王大闳的学生、台湾铭传大学建筑系助教徐明松认为，这或许是因为格罗皮乌斯强调的预铸、工业化生产，负载了太多社会性而少了一些艺术性;而密斯的建筑语言则与中国建筑传统有相通之处，蕴涵了转译为现代中国建筑的可能。

抗战胜利后，王大闳归国，在上海与友人合组五联建筑师事务所，但并无具体建筑产出。1949年，王大闳移居香港，1952年迁往台北，由此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建筑师生涯。

2 诠释中国建筑新路径

王大闳第一件正式完成的建筑作品，是在台北的自宅。台湾实践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台湾建筑》杂志总编辑王俊雄介绍说，这所自宅的一个重要成就，在于王大闳拒绝用常见的具象建筑符号来构筑中国意象，而是以密斯式的微妙空间关系来表达。在这家自宅中，通过屋内清水红砖墙壁、木制落地窗、半户外前廊和一对圆柱，空间一直延伸到同样具有清水红砖质感的前院。由此，王大闳表达出了居住于苏州民宅的童年记忆。王俊雄认为，在这里，所谓的中国，除了是认同的对象外，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了一种属于精神范畴的“理想”，而非任何具象的物质形式。

徐明松透露说，这所宅子是王大闳的得意之作，也得到了建筑界的广泛承认。曾有外国建筑师说，参观之后激动得难以入睡。但要向未曾参观过这所自宅的大众，解释其中透露出的中国况味，却颇有困难之处。遗憾的是，这一宅子早已拆除，因此他只能指着展场内的建筑模型说，在一座小房子里，王大闳仍然做出了中国式庭院的感觉。此外，宅子的九宫格布局、庭院的水池，这些细节都是对于中国建筑传统的引用;但大框架和具体手法运用则来自于西方的架构，非常现代。也即是说，王大闳建筑中的中国传统，不是仿古、复古;而是通过现代的建筑手法，将传统转译为现代语言，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予以呈现。

徐明松说，这正是王大闳得意之处，他认为这是诠释中国建筑传统的一条新路径。而在之后的建筑生涯中，王大闳也一直循着这条艰难路径上下求索。

3 为了前行的回顾

用王大闳自己的话说，就是“……用现代建筑手法，表现我国建筑传统精神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这句话，出自王大闳手书的《国父纪念馆设计立意》。此时，距王大闳到台湾已有十多年时间，而他的建筑师生涯并不顺遂。当时台湾建筑界私下流传一句话：“如果王大闳肯弯一弯腰，台湾至少一半的建筑师会没饭吃。”

王大闳偏偏不肯弯腰。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王大闳的方案获得了评审的头名。但因为在整体形式风格上“过度”现代化，无法与当局威权与道统思维相呼应，最终遭到摒除。此时的王大闳选择了全然不妥协，台北故宫最终选用了黄宝瑜设计的复古方案。

王大闳设计的台北“国父纪念馆”，差点遭遇和故宫设计案一样的命运。这是台湾首次公开建筑竞标，在11个竞标方案中，王大闳再次脱颖而出，获得首奖。此方案采用了中国传统文官的纱帽造型，并不常见于传统建筑样式，因而未被台湾当局所接受，不得不进行修正。修正案的主要特色，是覆盖了一座古代宫廷建筑中常见的盝顶，即四边斜坡，上面平顶的大屋顶。大屋顶正面掀起，直接创造性地使用传统建筑语汇，为这个建筑带来更具雄伟力量与飞跃精神的气势。《国父纪念馆设计立意》也随修正案一起提交，方才获得通过。

从1953年台北自宅，到1994年台中陈夏雨公寓住宅，四十余年时间里，王大闳仅有六十余件建筑作品问世，且以大学校舍和私人住宅为主。因此，王大闳的声誉，远不如贝聿铭显赫。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王大闳退休之后，他的建筑理念反而得到了更多认可。2009年，王大闳获得“台湾艺术界最高荣誉”。之后，更成立了王大闳建筑研究与保存学会。学会募资1800万新台币，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旁重建了王大闳自宅，作为王大闳建筑博物馆，预计将于明年6月开放。

在更多专业人士眼里，回顾王大闳的建筑探索，是为了找清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更好地前行。“久违的现代”策展人、建筑评论家史建称，王大闳摆脱了近代以来大型建筑摹古、复古的定势，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坚实转向，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中承前启后、引领一个时代的最重要建筑师之一。因此，回顾王大闳，可以激发对探寻、接续中国现代设计理念的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