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遗产30年

中国世界遗产回顾

虽然在世界遗产工作方面起步较晚，但自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我国发展迅速且势头较好。30年来，我国世界遗产事业在申报组织、保护管理、制度创新、能力建设、旅游发展、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遗产保护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还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当前，我国已经有一大批提名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受到全球范围的保护和关注。截至2014年7月，中国共有47处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29处、自然遗产10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处以及文化景观4处，总数位居全球第二。这一数字还在以年均1.5处的速度稳步递增。

各级风景名胜区是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主要来源之一。47处世界遗产涉及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9处、省级风景名胜区10处。此外，为数众多的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还是预备和储备项目，包括55处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项目以及41处列入《国家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的项目。

体制保护与建设

在体制建设方面，我国现已有较为成熟的做法和探索。贵州、云南、四川、新疆等省区专门成立了世界遗产管理部门。有些地方在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成立了世界遗产管理处室，大大强化了对世界遗产的监管职能。目前，绝大多数世界遗产地都专门设有保护管理机构，落实了经费、人员等方面要求，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部、省、遗产地的三级保护管理体制已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和健全。

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我国已形成了有效的监管手段，并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措施，加强遗产地监管。我国利用遥感卫星开展监测已有超过10年时间，对住房城乡建设部主管的世界遗产进行过多次监测，包括所有自然遗产、混合遗产以及部分涉及风景名胜区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监测覆盖范围达1.64万平方公里。

住房城乡建设部还多次开展实地督察，包括2003 2007年开展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地的综合整治以及2012 2015年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地的执法检查。通过两次检查活动，大量对遗产地价值造成威胁的建设项目和破坏行为被制止，遗产地保护管理水平有效提升。

社会服务功能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仅涉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世界遗产地门票收入就达到109.65亿元，经营性收入超过200亿元。世界遗产地业已成为各地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力军。

如武陵源所在的张家界市，其旅游收入占当地GDP总量的49.3%，是名副其实的龙头产业。申遗成功后，当地年人均收入由1992年的1600元提高到2009年的11670元，增加了7倍多。五台山申遗之前，其旅游收入虽年年增长但幅度较小，年接待量始终在100万人以下。2009年五台山成功申遗，其游客接待量迅速上升到320.5万，旅游收入达16亿元，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

此外，“中国丹霞”和“中国南方喀斯特”所涉及的12处风景名胜区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在申遗成功后均得到大幅增长，有效拉动了地方旅游经济发展。

加入《世界遗产公约》30年来，我国各遗产地都高度重视世界遗产的科普教育功能和展示展出功能，以世界遗产博物馆、陈列馆和遗产本体为基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资源环境保护教育，大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科研与能力建设

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我国在遗产价值研究、提名申报、监测、定期评估、人员培训、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能力建设、青少年教育等方面，均广泛开展了深度的国际合作，在“走出去，向别人学习”的基础上，正在向“请进来，在学习中创新”进行转变。

其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立了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要承担世界自然遗产政策研究、学术研究和交流、能力建设等职能，为世界遗产提供技术和研究支撑，并同UNESCO、IUCN、美国NPS等国际组织以及国内有关科研机构进行合作、研讨与交流，完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研究》等一系列课题，提升了世界自然遗产申报保护工作的规范性和管理水平。

作为遗产大国，我国已承办过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第3届世界自然遗产大会和第47届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世界大会，并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举办了一系列相关国际会议。这些活动增进了国际同行对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统理念、方法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文件，如《苏州宣言》、《峨眉山宣言》等。

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理论和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一些世界遗产地如黄山、九寨沟、峨眉山等，其资源价值不仅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可，在提升景区数字化管理水平等方面也获得国际专家的高度赞赏。

中国世界遗产发展问题与展望

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在世界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也存在机遇。

一是保护重于开发的意识还没有全面树立。一些遗产地对世界遗产性质认识不足，片面地追求旅游服务设施、游览环境的改善，杀鸡取卵式的思路致使遗产地“超载”开发和超容量接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划进行破坏性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保护监管职能有待进一步加强。一些遗产地管理机构级别设置过低，职能弱化明显甚至缺失；有的将行政管理和门票销售等职能委托企业行使，使世界遗产丧失公益性。

三是能力建设有待提高。我国世界遗产地自身发展建设仍然参差不齐。一些遗产地在基础设施、管理能力方面不能适应发展要求，人才队伍建设依然滞后，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四是遗产地城市化、商业化、人工化问题仍然存在。一些遗产地领导不尊重世界遗产规律，热衷于修建城市化、商业化的人工景点和人工景观，拿假古董代替真古董，用伪生态代替原生态，使景区失去了原有的特色与风貌。

我国在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方面面临着良好的机遇。随着党中央将生态文明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文明制度将有效建立，并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部署，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性目标。与此同时，世界遗产地无疑是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地位将日益凸显。此外，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必将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创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其中，快速城镇化和高速发展的旅游业对遗产保护的威胁最大。对此，国际相关组织对遗产保护有着严格要求，提升《世界遗产公约》的履约能力。此外，世界遗产制度不完善、资金短缺、能力建设薄弱、研究滞后等自身压力以及区内和周边居民、利益相关者、部门间的利益和工作协调等来自内部、外部环境的压力，都对世界遗产保护构成威胁。

要实现世界遗产科学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一是要坚持保护优先。遗产地价值的保护是核心，旅游利用不能凌驾于资源保护之上。因此，绝不能以短期的利益代替长期利益，不能以当代人的利益代替世世代代人的长远利益，要充分处理好与周边城镇、乡村的关系，避免遗产地被“蚕食”。

二是要建立健全保护管理制度，完善立法体系建设。要进一步强化法定规划的前置性、执行力和建设管控作用，制定并严格实施游人容量控制制度，落实保护管理经费，坚持世界遗产的公益性，使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此外，不能将遗产地等同于一般的旅游景区或度假区，要坚持服务与反馈社会并重，充分发挥正能量。

三是要加强科学研究和能力建设，加强不同区域遗产地本底价值的基础性研究、文化景观研究等，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学术交流，增强国际“话语权”。

四是要与社区协同发展，建立完善社区利益分享机制，促进社区主动参与，实现社区发展与遗产保护共赢并建立完善社会监督机制。